FIFA为何对俄禁令迅速却未对以色列下手：体育治理的道德考验

当以色列将于10月11日与挪威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赛场相遇时，最重要的问题并非谁将取得胜利，而是以色列是否应被允许出场比赛。

全球足坛的治理机构自诩为人权倡导者。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国际足联（FIFA）出手迅速，仅四天便将俄队禁赛全项赛事。与欧洲足球管理机构 UEFA 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坚称「足球在这里完全团结，并对乌克兰所有受影响的人群表示全面的声援」

然而，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实质性的声援却寥寥无几。当涉及以色列时，FIFA与UEFA似乎显得步履拖沓。

压力正在升级，敦促全球足球大亨采取行动。联合国专家发布声明，要求以色列因在加沙的行为被暂停国际足球资格；《泰晤士报》则报道，UEFA可能在下周就此议题展开讨论。

足球本质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正如对俄禁赛所展示的那样，FIFA的治理章程赋予其对以色列行动采取道德立场的权力，并在“与巴勒斯坦人同声援”这一框架下表达全面声援——毕竟巴勒斯坦足协也是FIFA成员。若置之不理，便是在公开信任上的偏袒信号。

有人会辩称体育与政治应分道扬镳。但在全球极权主义抬头的时代，国际组织更应坚守核心道德原则。当前的“选择性伦理”反而将暴政美化成一种可被接受的常态，给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引发的人道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该国向加沙投下的爆轰重量超过10万吨，超过二战时期德累斯顿、汉堡与伦敦三座城市共同遭受的重量之和。已有超过6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多数死者来自以色列军方行动；《柳叶刀》对死亡人数的估计远高于这一数字，且一名退休以军将军指出，超过20万巴勒斯坦人被杀或受伤。

柳叶刀期刊还称，加沙地区平均每天有35名儿童死亡；以色列对大部分援助物资的封锁，使八月份时加沙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处于饥荒边缘。医院时常遭受袭击，国际人道法遭到违反；大约200名记者在此次冲突中遇害，很多案件似乎与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有关，违反了国际法。国际灭绝大屠杀学者协会亦将此情形定性为种族灭绝情势。

但对于以色列的极右翼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希而言，加沙不过是一个「房地产盛宴」。

这一连串惨痛现实与FIFA所自称的理想之间形成强烈对照。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在以色列与加沙的议题上保持显著沉默，尽管FIFA的法律手册强调集团「致力于尊重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并应努力促进这些权利的保护」。当然，因凡蒂诺曾就10月7日恐袭及以色列军事回应发表慰问函，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足球协会表示哀悼，但这并未等同于对俄乌冲突时的明确谴责，亦未推动对以色列的具体制裁。

FIFA的章程明确规定：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或社会出身、性别、残疾、语言、宗教、政治观点等原因对国家、个人或群体进行歧视，均「严格禁止，并将因暂停或驱逐而予以惩罚」。然而，当下的现实是，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点以至于俱乐部参与在以色列殖民地所举行的比赛，似乎与该项准则相冲突。

有人会说体育与政治本不该混同，但当全球政权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日益明显时，体育组织的道德底线就不该被拉低。国际社会应该对以色列的行为做出与对俄罗斯相同的道德回应，以维护体育的公正与人权的普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若继续袖手旁观，体育的中立性将变成一种对暴行的默许。国际足联、欧洲足联以及各自的成员协会，显然需要正视自家章程中的人权承诺，将“对人权的保护”落实到对每场比赛、每一个球员、每一个联赛的最基本监督之中。